曾俊華演講談“承擔”:從關懷出發建立美好社會

　　“承擔”是不會憑空產生的，炒股票是不需要“承擔”的。大家千祈不要同股票產生感情，隻需要以最短時間賺取最大的利潤﹔而“承擔”，要求你對生活的地方有感情、有關懷，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更美好，願意在工作和讀書之外花時間去了解社會的事務。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今日應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的邀請，擔任書院聚會的嘉賓講者。是次講座為香港中大逸夫書院通識教育的一部分，旨在擴闊同學的視野及促進不同學系師生的學術交流。

　　曾俊華的開場白從“中大”這個“虎穴”開始。

　　“每一次，當政府官員要來中文大學演講，我們都會收到同樣的‘忠告’-‘中文大學？小心點好喎’。去年特首如是，今年我也如是。”曾俊華說。“但作為特區政府一個‘專業、務實和有承擔’的新班子，我找不到逃避面對同學的理由，於是就深入中大這個位於沙田山中的‘虎穴’來了。”

　　為什麼要“小心”中大呢？曾俊華說，香港中大學生的反叛形象和愛挑戰權威的個性，可以說深入民心，他自己也親身領教過。當他出任特首辦主任時，罕有地跟三位中大畢業生一起在密切的環境中工作。幸好他六七十年代曾在美國念書，在一個相當動蕩的時期長大，經歷過美國學潮反叛的洗禮，所以沒有被這三位中大師兄難倒，他們合作很愉快。

　　這位香港新任“財爺”的今日演講，講的卻是金融財政以外的題目——作為問責官員必備條件之一，他今天要講的是對“承擔”的看法。

　　曾俊華於上世紀六十年代跟隨家人移民美國，在紐約中學畢業后，到劍橋的麻省理工學院念建筑。

　　他當時身為美國的亞裔學生，從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找到共鳴，認為大家同樣受到主流社會不公平的對待。

　　曾俊華本來一直希望在美國主流社會立足生根，得到認可，過美式中產階級的生活，實現“美國夢”。學建筑的他，畢業后並沒有當建筑師，而是再去攻讀教育碩士，之后加入政府教育部門。他相信通過教育，可以改善美國亞裔族群的處境，減少跨代貧窮。

　　后來他離開了波士頓教育部門，到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同班有一位由香港來的、好勤力的政務官，他是第一位由香港政府派到美國大學進修的官員。有一天這人問他會否有興趣回香港做點事。那時中國正開始改革開放，給人希望與期待。曾俊華考慮了一段時間，決定回來，並且一干就是二十五年。

　　這二十多年的公務生涯，讓曾俊華經歷了香港的大轉折。回歸之后香港經歷了一連串的大小沖擊，社會涌現出不同的爭辯，市民開始表達他們理想的社會藍圖，而社會精英也開始談論香港的核心價值。過去一套共識已不可以涵蓋社會多元分化的取向和利益。

　　另一個轉變是隨著政制民主化，市民的期望上升，要求問責，公共政策的討論也越來越多，要保存政務官行之有效的管治方式，必須在制度上引入職業的政治人才。他們要跟市民互動，和市民溝通，爭取市民支持政府的政策。這些專業的政治人才是需要有一套價值信念作為坐標，而這些價值觀不單要體現在他們所負責的政策范疇上，也要成為整個政府、整個執政團隊的信念，大家亦要敢於公開捍衛這一套集體的信念。

　　在這些基本信念之上，還要通過不同政策的辯論，去思考和探索價值的取向。例如發展與文化保育的關系。在七、八十年代，經濟發展居於首要地位，其他一切都要讓路。到今天，香港市民在保護環境、歷史文化遺產保育和集體回憶保存，都表達了強烈的觀點，跟發展至上的取向有所沖突。

　　從政者需要調和矛盾，提出新的發展目標，而價值取向也會出現轉變。“在今天，不論你是政治領袖，企業領袖或者是民意領袖，都已經不能夠回避談論價值觀的問題，這對香港社會來說，是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香港社會未來是需要有價值觀、有承擔、又有實踐執行能力的年輕人，在不同崗位上推動香港的進步。”

　　曾俊華表示，香港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並會在克服困難和挑戰的過程中形成自己的信念和觀點。而大學生活，正是培養大家日后對社會關懷的起點，是培養對香港感情和對國家感情的起點。

　　承擔另一方面是來自價值信念，對建立一個美好社會懷抱著信念和目標。當信念跟熱情相結合時，便會成為一種動力，驅動我們在公職上努力奮斗。我們由關懷社會出發，去思考如何克服社會上各種的難題，並且付諸實行，這便是政治人的承擔。

　　“今天香港經濟雖然一片景氣，但其實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例如貧富差距、例如一些倫常悲劇、普選、環保、發展和保育的爭議等，我們在政府裡的，每天都很努力，但隻是我們出力是不足夠的。在座各位都是社會最優秀的一群，我希望大家畢業后，在追尋美好生活之余，也能把聰明才智用於解決香港、甚至是全球的種種困難和挑戰。”曾俊華說。

　　“我相信在座同學中將來從政的可能不多，但即使你們從商，或者繼續學術研究，或者做專業人士，都必須關懷社會，這是未來任何領域成功領袖都必需具備的品格。企業今后要講求社會責任，專業人士要去推動社會關懷，我相信這是一個價值回歸的時代。”

　　曾俊華最后以英國已故首相邱吉爾的一句話作為演講結束語：“如果不是為了崇高的事業而奮斗，不是為了改變這個混亂的世界，讓我們逝去后，下一代可以生活得更好，活著有什麼意義？”（中新社記者 鄧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