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3月辭職，新特首6月補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下一任特首人選，眾人矚目曾蔭權。

　　《大公報》對香港第一任、第二任特首董建華如此評價：他的最大貢獻，在於確立“一國兩制”體制、提高港人對國家的感情和認識，開啟香港和內地特別是珠三角的良好合作關系，而且繼續致力在國際上加強香港自由經濟和民主法治的形象。

　　為香港服務了38年的曾蔭權形容參選行政長官是他人生中的最大決定，他的競選口號是“用心務實為香港”。之前，這個孤獨的西藥推銷員通過奮斗成為政府公務員、香港財爺、香港公仆之首的傳奇，在香港家喻戶曉，印証了香港自由開放的社會價值和“打不死”的香港精神。前任特首、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支持曾蔭權，認為他是帶領香港前進的適當人選﹔民意調查也顯示他深孚香港各界民望。

　　香港要在第三任特首的領導下再創生機。香港人期待香港走出“中年危機”，再次成為“機會之都”，讓700萬香港人都能走出一個新局面和大好前途。面對未來，香港和中國內地互為發展機會。

　　“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董建華先生的名言將繼續成為香港前景的寫照。

　　文/馮木清(香港政論專欄作家及中港互動趨勢觀察者)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屆行政長官的補選，雖然仍在前奏階段，但香港已無人懷疑，辭去政務司司長職務參選的曾蔭權先生將穩操勝券，由於曾為各界選委接受，又獲得中央政府的“祝福”，因此另外兩個對手——泛民主派的李永達及有“潮州怒漢”之稱的詹培忠遑論取勝，恐怕連獲得100名選委提名的參選資格都有困難，使這場補選很大機會成為“獨角戲”。

　　如果我們從香港經歷重大歷史性轉變后邁向新階段的角度衡量，曾先生也許並非是今后統領香港的最佳人選，但現代社會的領袖往往是由各方平衡后能計算出最大值的人出任。今日的曾蔭權和當年的董建華先生，他們的“最大值”都遠遠超過其他人選。

　　董建華在回歸后出任首位行政長官，在一般人眼中隻是一匹“黑馬”勝出，但其實他的當選充滿必然性。董先生年輕時在英國受教育，回歸前又有在行政局參與港英決策的經驗，其父為美國政經界所熟悉，家族亦在台灣有廣泛的人脈關系﹔而香港市民雖然對他認識不深，但卻不反感﹔這些香港回歸后第一屆行政長官必需具備的要素董先生都擁有，因此當年香港社會也許還有比他能力更強的領袖人物，但董的當選仍屬必然。

　　今日的曾蔭權先生也是一樣，雖然他造勢前的民望和經濟戰略眼光不是樣樣領先，但他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技術官僚，具有相當不錯的管治能力﹔其理念及形象大致上為民主派及香港民意接受，他的天主教徒身份亦在中央政府眼中另有戰略價值。因此從香港社會以及政府管治穩定的角度評估，他是“最大值”的人選。

　　早在董先生宣布提前退休、而曾開始署理香港特首時，我就指出：對中央政府來說，曾蔭權最大的戰略價值在於他可以較好地作為“一國”與“兩制”之間的紐帶，他是“北京意志”與香港“主流民意”之間的橋梁。曾蔭權如果當選，也會是一位非普選產生但民意支持度較高的行政長官。

　　曾蔭權的競選政綱十分全面，任何一位沒有明顯界別及黨派傾向的競選者大概都是這樣。政綱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改組行政會議及成立香港長遠發展策略委員會，這都是讓港人有所期待的。但行會改組存在著方向性的問題，曾和香港社會精英同樣意識到行政會議決策力弱化、政策水平不高，但是如何改造，是行精英制還是結合政黨改成另類立法會卻未有定論﹔長遠發展策略委員會也是，是咨詢機構還是決策機構？若是后者，需相應地在政府架構內成立戰略產業局才對，但尚未有跡象顯示曾蔭權會重整組政府架構。綜觀香港目前的經濟表現，當地中短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但有長遠性的隱憂：在一些傳統的角色與功能被替代后，如何建立起新的核心競爭力？香港現時仍未有全盤的、長遠的規劃。

　　在經濟領域，香港除了CEPA的機遇，還遇到前所未遇的挑戰。我們可以將香港與中國比喻為一個小球體和一個大球體，由於種種原因，在1980年代以前，中國在經濟上一直被外間視為“不動”的球體，因此香港這個小球體雖然在中國這個大球體旁邊，但沒有受到任何牽引力的影響，運轉自如。但大球體一旦動起來后，其所產生巨大的引力必將使香港這個小球體被動地改變自己原有的運行軌跡。香港人普遍認為，1997年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但隻有極少人意識到，其實真正對香港產生重大影響的是中國在經濟領域全方位與國際接軌及執政黨的深刻變革，比如立法保護私有產權等，這是香港從來沒有面對過的中國新格局。隻有明白到這一點，香港人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因應之道。“非典”后，中央開放國內居民港澳自由行以及推出CEPA，令香港經濟獲得更多發展機會，但這些並不是當地長遠的核心競爭力，香港需要深化與大珠三角的聯系及建立自己的戰略產業才能確保持續發展。

　　香港本質上是一個經濟都會，因此對特首的經濟眼光是有要求的。

　　回歸前英國人為香港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管治經驗，但香港的歷史處境和當年已大不相同，這不僅僅是因為九七回歸，未來的香港，需要一個戰略型的領袖多於需要一個技術官僚，曾蔭權能否從一個傳統的政務官提升為一個高瞻遠矚、了解中國的政治家，對香港至關重要。（來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