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澳门赌权开放的历史进程

　　站在由美国赌业巨头萧登．艾德森斥巨资兴建的当今世界最大赌场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内，回望“赌权”开放前澳门赌场的情景，颇有一番事过境迁的感叹！仿佛那已是久远的过去。2002年4月澳门博彩业结束了由一家公司垄断经营长达70年的历史，开始注入多元化因素，更准确地说，2004年5月18日标志澳门博彩业多元竞争格局正式形成的“金沙”赌场开业。短短几年，不仅澳门博彩业本身发生了巨变，进而带动整个澳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促进了社会事业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澳门变了，变得不认识了；澳门大了，大得令世界瞠目！

　　“赌权”开放是一次澳门博彩制度的再造工程

　　2002年初，正当以何厚铧为首的第一届澳门特区政府酝酿在关系澳门经济命脉——博彩业上动大手术，实施“赌权”开放之际，澳门同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一样，刚刚从金融风暴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由多年负增长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这与毗邻的大陆珠三角地区经济强劲增长、需求持续旺盛的态势，形成鲜明对照，原本就“凤毛麟角”的澳门加工业企业纷纷北移，对澳门工业造成极大冲击，整个经济依赖博彩业支撑的局面愈加严重。

　　与此同时，博彩业合法化的浪潮，正以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席卷全球，向亚太地区蔓延的态势尤其迅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越南、柬埔寨、缅甸、朝鲜、中亚五国、尼泊尔等国家先后开赌。据统计，2001年全世界博彩业总收入高达2500亿美元，相当于两个香港的GDP。世界博彩业“爆炸”，尤其是亚太地区国家纷纷开赌，使原本在整个亚太地区博彩市场上“一城独大”的澳门，强烈地感受到暴风雨来临的危机，逼使澳门必须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博彩业发展战略。

　　另外，专营澳门博彩业长达40年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旧赌约业已到期，接下来是继续按旧规则签约？还是改革图新？必须立即做出抉择。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和紧迫动因的驱使下，以何厚铧为首的澳门特区政府审时度势，经过周密的思考与准备之后，决定实行“赌权”开放，即改变掌控澳门经济命脉的“赌权”由一家公司垄断的局面，引入竞争机制，促成多元竞争的新格局。更重要的是，新赌牌首次允许外国公司竞标，这是将澳门博彩业纳入国际市场体系的第一步。

　　如果仅从“一张赌牌变为六张赌牌”来理解澳门“赌权”开放的全部意义，那将是非常肤浅的认识。赌权开放实际上是特区政府面对内外新形势，对实施了150多年的博彩制度，进行的一系列制度“翻新”与政策调整，是一次历史性的博彩制度的再造工程，是一次“经济回归”。

　　早在澳门刚回归祖国不久，澳门特区政府尚身处“万事开头难”的境地，就开始投入对博彩制度改革的研究工作。2001年上半年，特区政府聘请国际著名的安达信顾问公司来澳门，专门研究澳门博彩专营权的开放问题。很快，安达信公司就向特区政府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内容涉及“赌权开放”与澳门博彩业税收等问题。特区政府以这份报告作为参考依据，组织力量，着手制订出包括《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订定从事娱乐场幸运博彩中介业务的资格与规则》、《博彩中介人佣金税项之部分豁免》、《规范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它方式的博彩范围内的博彩或投注信贷业务》等一系列法律制度，奠定了“赌权”开放的法理基础。

　　在研究、制订大量法律条文的同时，澳门特区政府更从宏观经济的高度，制订出“以旅游博彩为龙头”的经济产业政策，为博彩业的开放圈定出更大范围的制度保障。

　　其实，隐逸在变革“赌权”制度中的另一个深层次动因，是强化特区政府驾驭力的考量，和对澳葡政府统治澳门一个多世纪得失之总结。难怪当时有评论说：“上一次（澳门回归）是政治回归，这次（“赌权”开放）是经济回归。”真是一语中的。

　　“赌权”开放所背负的历史责任与使命史无前例

　　毫不夸张地说，“赌权”开放，称得上是澳门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

　　回望历史，博彩业在澳门这块土地上取得合法地位已有150多年，早于亚太地区其它赌场100多年。但是，纵观这150多年的博彩史，除了这次“制度再造工程”以外，真正从制度上进行变革的“历史演进”只有两次。

　　一次是1930年澳葡当局为扭转赌场杂乱无章、分散经营的局面，第一次以公开招标，暗标竞投的方式和价高者得的原则，批出赌场专利权，并由以庐九家族成员、范洁明及霍芝庭等为主要股东的豪兴公司夺得赌场专利权。这是澳门历史上博彩经营制度的第一次演进。无疑，此次变革，对澳门博彩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次演进，大概在1961年。那一年，正值马济时出任澳门第119任总督。据史料记载，他自1959年9月18日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着手调查和研究澳门的自然条件、经济现状，从而为澳门未来的经济定位。他依据澳门的地理和资源条件，认为澳门的工业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亦不可能成为远东重要的贸易港。而澳门的旅游资源却极具潜力，特别是“赌博娱乐”，值得大力开发。在他看来，博彩旅游业才最有可能成为澳门的经济增长点。于是，他向葡萄牙当局上书禀奏，明确提出澳门未来发展定位，只能是具有“博彩特色”的旅游城市，切望将澳门辟为“旅游区”和“博彩区”，准许澳门将博彩业作为一种“特殊的娱乐”。葡萄牙当局很快批准了他的“奏章”，并颁布了第18267号法规，以法律形式把马济时的这些建议确定下来。由此，博彩业正式成为澳门经济的一大产业，步入了较快发展的轨道。

　　然而，此次赌权开放与上两次的“演进”相比，无论从深度、广度上，还是从影响、效果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意义之大不可同日而语。首先，“赌权”开放改变了整个澳门博彩业的制度构造，将支柱产业经营权长期专营化、中心化，变革为“非中心化”或“多中心化”，进而影响了整个澳门经济制度结构，是一次历史性的制度创新；其次，“赌权”开放不仅引入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国际上有经验、有实力的一流博彩公司。他们为澳门博彩市场带来了新的理念，引入了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提升了澳门博彩业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标志着澳门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再者，“赌权”开放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还蕴含着“文化的开放”这一深层内涵。中西模式相互融合为澳门积淀了更多经验,使澳门中西合璧的特色愈加散发出诱人的魅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赌权”开放的决策与实施，是在澳门刚刚回归祖国，新旧历史交替的重大关头，是在以何厚铧为首的澳门特区政府执政伊始、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是在澳门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困境前，说到底，是在最恰当的时机和最关键的关头，将计就计，借力使力所书写的卓异不凡之作！不妨试想一下，作为整个澳门经济“龙头老大”的博彩业，如果在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些微的闪失，势必影响澳门全局，涉及“一国两制”成败，惟此惟大。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都曾为此捏着一把汗，能否成功，当时，谁也无法下定论。特区政府就是顶着这种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战战兢兢、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应该这么说，当初，他们背负的历史责任与使命尤为重大；如今，其历史建树与远见卓识亦更加突显。

　　“赌权”开放的“杠杆”效应

　　如果说把今日澳门经济高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统统归功于“赌权”开放的实施，难免牵强，但是，完全否认“赌权”开放对今日澳门巨大变化所起的“杠杆”作用，亦多少有失偏颇。回过头去看，当年特区政府慧眼识珠，选中“赌权”开放这一切入点，确实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就是这么轻轻的一“拨”，“拨”出一个红红火火的新澳门！转瞬之间，资金流、物质流、人才流、文化流、信息流……如黄河之水，铺天盖地、汹涌澎湃而至。

　　据不完全统计，自“赌权”开放于今，已落地生根于澳门的各类资金达数百亿美元之多。打一句形象比喻，如此巨额资金，给整个澳门镶条金边都足矣。近几年，澳门最流行的一句话：“澳门像个大工地！”将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形容殆尽。举一个最新的数据，今年第三季度澳门仅仅正在兴建的酒店项目总计就有54个。这些项目全部完工后将提供约47,000间客房及20,400个泊车位（包括轻型汽车和电单车）。由此，全澳门的客房数目估计会从现有的大约1万间增至3万间，这将带动酒店员工由现有的8720人增至25000人。

　　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人口仅有50多万的澳门，过去几年里已经不得不一次次地调高薪酬吸引外地人，以应付劳工极度短缺的困境。这些外地员工的涌入带动澳门的房屋需求飙升，2006年的房屋成交量突破2万个单位，比2001年的大约16000个单位的旧记录还高出25％。但由于过去三、四年完工的新房屋，每年都不到2000个单位，因此刺激房价飙升。估计未来三年的房屋总共会有大约11000个单位完工。即便如此，也仍不足以满足高增长的需求。据有关部门预计，单单赌场和酒店业会在2008年增加8万名员工，如果加上其它行业新增的工作岗位总计将超过10万个。到澳门工作的外籍高级管理人员已经在过去三年由大约2000人增至大约9000人。据DSEC和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的数据显示，未来三年内的外籍高管人员可能进一步飙升至17000人。

　　如果说“赌权”开放是澳门变化的推动力，那么竞争机制的引入便是“催化剂”。开放产生了对手，有了竞争，更有了提高。为了增强竞争力，“澳博”所属的16家赌场，近年来几乎全部进行了装修和重整，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澳博”在用工机制、培训高级专业人才、提高管理水平、改善服务、妥善解决历史形成的劳资矛盾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澳博”已远非昔日专营时代的“澳娱”的替身。可以说澳门赌权开放这一“鲶鱼”，激活了澳门博彩业，也激活了澳门经济和社会。

　　“赌权”开放得到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

　　实践表明，实施“赌权”开放几年以来，整个过程始终保持了一种令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相对平衡，社会相对稳定的局面。其原因除了澳门特区政府拿捏有度及社会各界的通力配合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中央政府是从始至终的全力支持，其中最关键、最直接的支持措施便是出台《部分内地居民赴港澳地区“自由行”》政策，这既支持了澳门发展旅游业，更配合了“赌权”开放的大环境。

　　有一个细微的时间差至今仍被许多人所忽视：澳门特区政府对外宣布实施赌权开放的时间为2002年2月8日，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年时间，中央就应港澳要求，于2003年7月开始实施“自由行”政策。也就是说，特区政府实施“赌权”开放而引发的博彩业大“爆炸”、大发展，其背后有“自由行”政策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客源做保证。没有源源不断的客源，再豪华、再庞大的娱乐博彩设施，都难对“无米之炊”。

　　所以，“赌权”开放既是澳门的一大创举，更是澳门回归祖国后所独享的一份殊荣。没有回归祖国，澳门就不可能实施“赌权”开放；没有“赌权”开放，就不可能有今天繁荣的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