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奖“影后”惠英红:历尽千帆,叫我女神吧

人民网驻港记者 陈瑶

2016年06月14日10:39  来源:人民网
 

香港著名影星、香港金像奖“影后”惠英红接受人民网香港记者采访,畅谈演艺人生。(摄影:郭晓桐)

香港知名影星、两届香港金像奖“影后”惠英红日前接受人民网香港记者的专访,分享了她入行后跌宕起伏的演艺经历以及由演艺事业透析出的人生感悟。从凭借功夫片夺得第一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到第二次问鼎“影后”,惠英红用近四十年的时间见证了香港电影的成长、转型,也演绎出自己女神般的“彪悍”人生。

盲肠炎换来金像奖

记者:从十几岁进入邵氏开始,您的演艺人生将近四十年。初进邵氏,您拍过几部电影,但您第一次真正走进大众视野还是在第一届金像奖颁奖典礼。

惠英红:我一进邵氏就拍了刘家良导演的三部电影,那时香港是没有会功夫的女演员的。刘家良导演和我合作后发现我很能打,镜头感也不错,他就为我写了一个剧本《长辈》。导演当时很信任我,但带给我的压力也很大。电影开拍后,我拍了一半就盲肠发炎,撑到快要杀青的时候,有场戏是我摔在地上,结果把盲肠摔破了,整个腹膜发炎。我拍完那场戏就开始高烧,当晚就被送去医院做手术。手术后第四天出院,继续拍戏。

为什么一定要拍下去呢?那时候我是第一女主角,当时家里很穷,如果这部电影能为自己带来更多机会的话,我就不能因为一条盲肠而放弃。手术后我休息了四天,还没有拆线就出院了,继续拍打戏。那时候一上场就紧张得不得了,因为从没当过主角,也还是新人,不知道上映后能不能红。如果这部戏不行,我以后就没机会再当女主角了。好在当时非常幸运,电影上映后票房有800多万港币,破了当年所有动作片的纪录。我家里也是因为这部电影,经济环境就变好了。

记者:也是您的坚持换来了这份荣耀。

惠英红:如果自己没有坚持下去,我想就不会有今天的惠英红。因为拍动作片真的很辛苦,每天都会受伤。最开始几年,我妈妈看到我手脚上每天都添新伤就心疼得流泪,后来她就习惯了。

演戏靠观察,运动是常态

记者:是否有一些武打功底来入行?

惠英红:其实我没有武打功底。我拍电影之前跳中国舞,有舞蹈的基本功;拍动作片的时候,有武术指导在现场教授。因为跳舞的时候,学一支舞的时间不多,我们需要在几小时内立刻学会。所以对我来说,那种即刻表演出来的状态驾轻就熟。曾有很多人猜测“惠英红是什么什么门派的”,其实到现在我都没有去过武馆学过拳脚功夫。我自小在马路边长大的,对我来说运动是一种常态。所以,拍动作片我一看就懂,运动细胞比较发达。

记者:演艺细胞也很发达。

惠英红:我觉得,演艺就是人生。我三岁就在湾仔红灯区,我见的东西、看的人以及人生的起起伏伏,都可以用作演绎的题材。演戏就是把自己的履历,翻出来表演给人看。

记者:拿奖后,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奖项对您的人生或者演艺事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惠英红:拿奖后半年才有改变。拿奖时我每月的工资是500块。我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弟弟妹妹都很小,我妈妈又没有工作,所以500块对我来说真的不够用。我当时看到那个奖杯,就觉得如果能换成钱或者红包,会对我帮助更大。当时是这样想的。所以,拿奖的时候,我并没意识到它对我的意义。

高起点后的人生迷茫

记者:八九十年代是香港动作武打片风靡华人圈的几年,这种风格成就了惠英红,但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您的发展?

惠英红:会的。拍动作片拍了五六年后,我看到钟楚红和张曼玉的电影并没我的电影那么叫座,但她们就是明星。所以我觉得我要改变,不能再做打星了,我就和老板解约,想去外面看看世界是怎样的。之后,我就离开了邵氏。我觉得外面有更多的机会等着我,就去拍了电视剧。我拍了《欢乐英雄》,在台湾很卖座;在内地拍了《戏说乾隆》,也是香港演员早期在内地比较卖座的作品;在香港,我在TVB(香港无线电视台)拍了几部电视剧。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可能自己心态太傲了,我又觉得电视圈太小了,又做不了主角,我就有些气馁,因此就离开电视圈了。那时候,香港电影圈又开始转风向,文艺片等兴起。我根本没办法参与其中,就开始发病(抑郁症)了。

记者:那时候度过了一段调整期。

惠英红:那五年也不能说是调整,我也不愿调整。我非常喜欢工作,觉得工作才能彰显自己的价值,感受到别人需要你的价值。那五年,大环境在变,而我自己既没有潜下心在内地寻找机会,也心高气傲不愿在电视圈踏实做戏。每次都是根扎下去,没打好基础。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觉得做事还是要有耐心,有远见。

记者:您之前的起点太高,可能对自己一段时期的定位没把握好。

惠英红:就是因为红得太快了,在邵氏八年间又被公司保护得太好,就有些唯我独尊的感觉。当时很多演员都是这样的。当自己独立跑出去拍戏,发现原来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安排、联系,才知道世界有多大,但仍然是做主角,仍有电影公司保护。一旦所有事情都变了,心态根本来不及转变,当时就有很大的落差。

历经波折,了悟人生

记者:不过您的经历可以说是火鸟涅槃重生的过程,最后还是找回了应有的轨迹。

惠英红:在我(抑郁症)好了之后,我很感谢一些故人。比如TVB邵氏时的制片,我们每天都见面,关系非常好;许鞍华导演也一直留意我的表演,所以我才有机会再踏进电影圈。当时我全部听医生的指引,慢慢调整心态,不再钻牛角尖。那时候,我发现很多事情都非大事,至少我还能养活自己,我还有家人给予我支持。所以开工的时候,我就放开,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表演。以前拍动作片时,每当我要求加一些感情、多一点表演手法,得到的反馈都是“打得漂亮就好”。所以,我复出时就不拍动作片了,我希望能演我自己心里想表现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我应该要争取机会,让大家看看我的才华。

记者:演员自身对角色的理解才能让演绎的人物更为丰满、有血有肉。

惠英红: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研究人。当时家住在湾仔,我常观察水兵,通过他们的表情揣摩他们的心情,判断哪个人可以向他兜售,哪个人不要去招惹,哪个人需要多花些时间去说服他们买我的东西。我复出后,每次拿到剧本我会立刻想这个角色的经历像我遇到过的某个人,或者像我自己的经历。慢慢地,他们就觉得我表演很深入。其实我从来没有去演,我只是将我见到的东西搬出来,最真实地呈现在荧幕上。

记者:从1982年到您第二次荣获金像奖“影后”,过去了将近30年。像您这样经历过人生和演艺圈的波荡起伏后,还能以一个华丽的身份重回大众视野,其实是很难得的。

惠英红:我要感谢我的家里人和我的医生。医生说,如果我一直太过要强,我永远都不会快乐。所以后来我的整个演绎方式都有变化。另外,我还要感谢曾志伟。我在复出后的第三个电影是曾志伟监制的一部电影《江湖》,我演刘德华的妈妈,那个角色很难演,但直到现在我都很满意当时的表演。虽然只有一场戏,却是一个非常长的镜头。虽然我后来拍过许鞍华,拍过电视剧,但这场戏第一次向观众证明了惠英红可以演绎有深度的角色。我很感谢曾志伟对我这么有信心。

记者:圈中好友也都相信您是一个演戏有灵气的演员。

惠英红: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很享受表演的状态。以前我没办法表现我想表演的东西,我很讨厌演戏。现在我能接触很多高难度的剧本,导演也很尊重我的想法,我可以发挥我对角色的理解来演绎。

享受演绎的深层意义

记者:您近些年的发展与香港电影圈的发展趋势十分接近,比如北上拍戏、拍合作片、提携青年导演。现在两地合拍片的融合度怎样?

惠英红:现在我很享受在内地拍戏。大家很欣赏我,接受我的才华,而且现在内地的拍摄和制作水平都非常高,所以拍戏的过程非常开心。回到香港,在香港拍戏又是另一种体验。在两种生活中穿梭,我觉得这样才美满。我常提醒自己要感恩,因为这几年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日子。

记者:在与新导演合作时感受怎样?

惠英红:我喜欢与新导演合作。一是,新导演有年轻人的想法,虽然大家说我演得好,但年纪总归是50多岁,看事物的角度与年轻人不一样。我拍《僵尸》时,导演很尊重我们的表演方式,虽然有时他有自己的想法,但不会强求我们改变。反而,因为他接受的东西更新鲜、更符合潮流,我们思考后发现跟着他的思路来,表演的效果反而会更好。另外,现在演员片酬这么高,如果每个演员都一定要拿应拿的片酬,就不会有新导演了。只要我们放低身段,给新导演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电影圈就可以保有活力,涌现出新人。

记者:也会碰撞出新的火花,《僵尸》就是一部给我们带来惊喜的电影。您最近一部新片《幸运是我》,又演了一位老年痴呆症患者。

惠英红:这个角色有我家里的故事在其中,所以表演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并无困难。我妈妈患有老年痴呆,她当年发病时是我最不如意的时候,没有包容我妈妈,现在想起心里很愧疚。我希望拍这部电影能弥补当年对我妈妈关怀的缺失。

记者:每个人都需要成长的过程,演员也一样,需要从浅层的演绎转到对人物内心或者社会意义的挖掘上。

惠英红:人生越多波折,对演戏来说是越好的;但对个人来说,人生太多波折实在是受不了。希望其他演员不要像我一样,经历这么多波折才能成为好演员。

记者:经历了这么多困难,在很多人心目中,您真的是那一代人的“女神”。

惠英红:我真的很想别人叫我“女神”。我年轻时拍打戏,我觉得自己特漂亮,但从来没有人觉得我漂亮,没人觉得我是女神。所以再见到我,大家能叫我“女神”吗?

记者:不管是演艺道路,还是演绎自己的人生,我们都需要把内容活得精彩,把人生的幅度活得宽广,这样才能有一个如女神般彪悍的人生。

惠英红:谢谢,叫我女神吧!

(责编:刘一鸣(实习生)、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