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是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悬壶济世之地，更是他迈入由“医人”到“医国”征程的起点。在孙中山诞辰１５０周年之际，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发钦向记者讲述了孙中山在澳门期间得土生葡人挚友飞南第鼎力相助、积蓄革命思想和力量的故事。

　　飞南第是在澳门土生土长的葡萄牙人，为人敦厚，富有正义感，深谙中国文化，会讲流利的广东话。孙中山早年在香港读书时与其相识，两人志趣相投，常在一起畅谈时事，并结下深厚的友谊。

　　１８９２年９月，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的孙中山应邀受聘于澳门镜湖医院，出任该院新设西医局的首任义务医师，成为澳门首位华人西医。同年１２月，孙中山向镜湖医院借款开设中西药局。次年租用仁慈堂畔房屋，开设孙医馆，以“自愿赠医”“西药赠送”的方式，推行西医。

　　孙中山因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闻名于坊间。当时澳门的知名人士曾多次在报纸刊登告示，赞誉他治愈疑难杂症的事迹，称之为“神乎其技”，又表彰其崇高医德，称其“不欲酌定医金，过为计较”，又“在镜湖医院赠医，不受分文，以惠贫乏”。

　　孙中山在飞南第的资助下，以友人之名创办了第一份宣传革命救国主张的中文周报《镜海丛报》，刊载其在澳门行医和早期革命活动的消息，于救治患者疾苦的同时，积极酝酿“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途径。而飞南第对孙中山的事业一直给予大力支持。

　　但华人在土生葡人聚居区行医问诊并非易事。当时的澳门法律规定，除非在澳葡政府取得行医执照，否则不能在当地行医。孙中山为取得执照，曾求助于飞南第，但受到重重阻力，难以维持营生。

　　１８９３年，孙中山弃医从政时，将自己的医疗器械和生活用具赠给飞南第留作纪念。他此后在自传中谈及此事时说：“设医馆于澳门，为葡萄牙医生所忌，遂迁广州。”但他在镜湖创立的中西药局仍维持营业多年，并成为革命党人在澳门活动的据点。

　　孙中山后来在《建国方略》中回忆起“悬壶于澳门”的岁月时说：“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正是这段行医经历使孙中山开始崭露头角，登上早期革命活动的舞台，而澳门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情况，成为西学东渐和东方文化向西方传播中的重要桥梁，后发展成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

　　实际上，早在学医期间，孙中山就常往来于港澳之间，与杨鹤龄、陈少白、尢列结成“四大寇”，一起传播革命思想。同期居住在澳门的还有郑观应、郑藻如，他们主张维新改革，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颇深。

　　１８９５年，孙中山在广州策划的首次武装起义失败，走投无路的他几经周折来澳向飞南第寻求避难。飞南第不顾清政府的悬赏通缉，帮助孙中山乘船经香港逃亡海外，继续领导推翻清朝专制腐败统治的革命事业。

　　此后，飞南第还在《镜海丛报》刊登了广州起义的电讯，同时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孙中山撰写的《农学会序》，旗帜鲜明地公开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可谓是患难之友。

　　在林发钦的研究资料中，还有一些资料，可以证实孙中山与其他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友人之间的互动。

　　１９１０年葡萄牙爆发革命，宣布共和。次年，辛亥革命爆发，共和体制也在中国开始建立。林发钦说，两个处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国家，同步共和，澳门作为联结中葡历史的纽带，见证了两个民族在共和道路上惺惺相惜。

　　孙中山与时任澳门总督的马查度也有交往，马查度其后在《澳门面面观》一书中，将孙中山描述为“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伟大的信仰者，中国崛起的热忱使者，以无尽的耐心和中国的方式，在历尽艰难和险阻之后，终于为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最早向欧洲人开埠的澳门，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视窗，而寓居于此的葡萄牙人也关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林发钦说，孙中山在这里执业、交友，除了华人社会，他还与澳门葡萄牙人社群有广泛而深入的交往，客观上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性格与为人，他非常友善、非常包容，通过自己强大的社交能力为自己的革命事业争取到了许许多多的同行者。”林发钦说。（记者杨懿 刘畅）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