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香港11月28日电题：亚洲首支警察谈判队伍：解危救急“情”为先

　　新华社记者 陆敏 查文晔

　　“你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可判5年监禁，我请你现在离开，悬崖勒马，给自己一个机会，想想养育你的父母，看看自己手机通讯录有哪些人，未来5年你是不是真的想和这些人失去联络？”

　　2019年8月的一个晚上，香港马鞍山警署被围堵，一名警察通过扬声器苦口婆心地劝导，最终让现场数百名情绪激动的非法集结者自行散去。

　　这位警察是香港警察谈判组的成员。

　　香港警察谈判组成立于1975年，是亚洲第一支警察谈判队伍，目前有101位警务人员。谈判组以“拯救生命，化解危机”为使命，每年出动80至100次，平均三四天就出动一次，高峰时一天要出动3次。

　　“情”是第一位的

警察谈判组主管黄广兴总警司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11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 摄

　　“这是我的装备，也是我的伙伴。”拍了拍身上的黑色马甲外套，警察谈判组主管黄广兴总警司笑着说。这件马甲他穿了十多年，出入过各种危机现场。

　　对于谈判专家来说，“现场”可能是崎岖难行的山崖、湿滑的楼顶天台、狂风大作的海上，并且不知道要待多久。于是，衣服上足够多的口袋就成了最大需要。饮用水、润喉糖是必备的，还要带上各种手机、收音设备，有时候还要揣把雨伞。“谈判要汇总各种情报资讯，光两只耳朵不够用。”

　　转过身去，马甲背面正中有个长方形的暗袋，掏出来是一块布片，可以随时更换粘贴两块同样大小的布片，黑底白字，一块印着“谈判”，另一块印着“警察”。

　　“谈判时，要把警察的角色放下。”黄广兴说，“警察讲的是法、理、情，谈判讲的是情、理、法。‘情’是第一位的，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是用心聆听，用情沟通。”

　　警察谈判组成立之初是为了应对恐怖袭击事件，后来逐步扩大到处理企图自杀、刑事和挟持事件及大型公众活动中的危机沟通。谈判工作多是解危救急，须24小时待命，风雨无阻。

　　警察谈判组的所有成员都是兼职，在警察日常工作之外，他们要额外承担“谈判”重担。比如黄广兴已在谈判组干了22年，而他的正职是秀茂坪警区指挥官。他亲自处理过近千例自杀个案，在无数次的恳谈中，收获信任，解开心结，帮助受困者走出阴霾。

　　4年培养一名谈判专家

警察谈判组里的年轻谈判员梁冠泽、郑宝棠、陈宝谊（从左至右；11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 摄

　　要成为谈判专家，殊为不易。

　　参与选拔要过关斩将。警队一般每两三年举办一次内部选拔考试，每次都反响热烈，最多时10人争夺一个名额。

　　通过初选后，要参加为期两周的“危机谈判课程”专业训练，再经过半年跟随导师实习并完成规定训练时长，方可成为正式谈判员，而要成为谈判专家，至少需要4年的磨炼。

　　人们常以为谈判人员必须要能说会道，黄广兴说，“能说”固然重要，“会听”才是谈判专家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谈判专家有三大制胜法宝，“主动聆听”位居第一，其次是“团队精神”和“处理压力能力”。

　　在危机突发现场，要想赢得谈判离不开团队合作。警察谈判组每次出动至少3人，分别负责沟通、策划及协调，遇到大型公众事件或者复杂情况，一次出动超过20人。

　　2019年下半年，一场“修例风波”让香港社会陷入动荡，在疯狂地抹黑和“妖魔化”中，警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而身兼“警察”和“谈判”两个角色的警察谈判组成员，在冲突现场，面对“黑暴”分子的攻击和不明真相市民的谩骂，不仅要压下怒火忍住委屈，还要想方设法为对方情绪降温，处理方式比以往更耐心、更温和。

　　“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会委屈、愤怒，在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也会恐惧，这个时候，长期训练的抗压能力、团队精神都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黄广兴说。

　　社会沟通的桥梁

　　一位“黑暴”青年在街头打砸纵火“忙”到半夜，被拘捕之后肚子饿了，警员把自己的夜班盒饭分了一半给他吃。他感动又疑惑：警察怎么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坏”？

　　“过去，假新闻和谎言能让他们仇恨警察，今天，半盒盒饭也能让他们心有触动。这让我们意识到，真相有多重要，沟通有多重要。”警察谈判组副主管、高级警司廖珈奇说。

　　“黑暴”事件过后，警察谈判组与香港惩教署共同举办“并肩同行”行动，先后探访了400多位被拘捕的在囚人士，和他们倾心交谈，希望帮助他们改过自新，早日重返社会。

　　他们还和警队多个部门合作，先后组织了40多期内部交流活动，既有“黑暴”事件的宏观剖析解读，也有在囚人士的心路历程分享，迄今已有近6000名一线警察参加。廖珈奇说：“日后他们再去前线工作，情绪会更稳定，表现会更专业。”

　　加强沟通理解，增进社会和谐，警察谈判组所做的早已超越了“谈判”。

2021年4月14日，经过警察谈判专家反复解释沟通，一位曾接触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的居民最终表示愿意配合并接受强制隔离。新华社发（香港警方供图）

　　他们与包括香港医院管理局、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研中心等多家专业机构合作，研究并向市民推广如何防止自杀自毁行为；在疫情期间，协助卫生部门劝说不合作的市民接受隔离，并做好协调工作；为特区政府相关部门举办危机沟通技巧的培训……

　　当然，他们从没忘记自己的本职是“警察”。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社会恢复了平静，但他们始终保持着警觉。“反恐是我们训练的重要内容，”廖珈奇说，“我们也会通过一些视频课程，与内地公安部门进行切磋交流。”

　　黄广兴透露，警队自行研发的谈判机器人已经投入使用，12月起将有5位精神科医生加入警察谈判组团队，连同现有的临床心理学家，团队在专业化程度上将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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