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狮城

2014年8月，利用假期，到新加坡作了一次私人旅行。二十年前，我曾在此常驻过四年。故地重游。城还是那座城，国家还是那个国家。只是：高楼大厦增加了，道路两旁树木长高了，车水马龙景况更胜当年。

变化最大的当属滨海湾一带。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滩涂，今天已成该国最具魅力的城区。新建的金沙酒店、艺术中心、室内植物馆、擎天大树和摩天轮等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而邻近的滨海湾花园则万木苍翠、千花竞放，似正敞开双臂，欢迎八方游客。

鱼尾狮公园拓展很多，增加了一头大型石狮，且会喷水，引来诸多游客拍照。新加坡河沿岸高楼更多了，但看上去尚属协调，有点像到了曼哈顿的感觉。小印度一带变化很多，发展出许多高楼，有些认不出来了。

植物园里，游客和晨练者穿梭在各种热带树木和花草之间。自拍成了新景观。胡姬公园则规模更大、品种更多、摆放更具艺术性。这绝对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值得一看的热带兰花汇聚地。

100多年前，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旧址“晚晴园”，几经修整，院子规模更加暇整，室内陈设明显增多，内容介绍也更加系统。尤为难得的是，在“晚晴园”旁边又增辟了一个“中山公园”。由此足见当地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也展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一份情义。

东海岸涛声依旧。海鲜大排档里的黑椒螃蟹鲜美如昔。后港的榴莲铺子略有装修，摊主也换了年轻一代。但由于正当季节，来自马来西亚的“猫山王”还是很解馋。找到了那家肉骨茶老店，令人有不虚此行之感。

过去二十年，国际和地区形势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惟新加坡历经两次金融危机而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蓬勃发展。今日之新加坡，无论怎样衡量，都仍是东南亚地区最具竞争力和最富活力的国家。

强烈的忧患意识，超前的发展思路，精明的管理制度，以及科学的市政规划和较高的公民素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特质，也是我二十年同这个国家打交道的一点心得。

令人欣慰的是，过去二十多年，中新关系也持续得到健康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各领域合作全面推进。新加坡国家很小，人口不多，但对华贸易长期处于东盟十国当中首两位，去年达到914.3亿美元。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是唯一同我国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对华投资方面，新加坡更是一马当先。双方携手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迄今仍是我与各国类似合作项目当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双方合作的大型项目还有无锡-新加坡工业园、中新天津生态城、中新吉林现代农业食品合作区等。这些项目都是双方从实际出发，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物。中新两国在金融、劳务、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领域也有很好的合作。中方重视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多年来，已相继派出上万名各级官员前往考察、交流。目前，我国有3万多名留学生在新加坡学习，而新加坡在华长期留学人数也达上千人之多。新加坡向来重视人才储备，派那么多学生来华学习显然是一项着眼长远的举措。近年来，新方也派出一些高级公务员代表团赴华考察，了解中国国情，结交朋友，拓展合作。2012年，中国为新加坡送去一对大熊猫，在当地引起轰动效应，成为名副其实的“亲善大使”。

曾经有人问我中新关系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大致可以概括为：建交晚、起点高、合作广、潜力大。回过头来看，这几个字目前也还适用。重要的是，双方要继续共同努力，不仅政府层面，民间各界都要为两国友好、互利合作多做贡献。

看到中新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忘记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李光耀。

新加坡是邓小平出访过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时间是1978年11月。这个时间离两国正式建交还有12年。但如果我们说邓、李两位是中新关系的创始人却一点儿都不为过。因为那次访问非常成功，邓、李之间的会谈涉及诸多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其意义远超出双边关系那么简单。当时中国正处于10年浩劫之后重新构划发展蓝图的关键时刻。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及成功经验对小平同志触动很深，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专门指出：“要向世界学习，特别要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李光耀对小平同志极为敬佩。我本人曾多次参加李光耀同我国历代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他差不多每次都会提到邓小平和他同邓之间的谈话内容，那种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李光耀在回忆录中称邓小平是他所见过的领导人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位”，是“人中之杰”和“中国历史上伟大人物”。

记得小平同志去世时，我还在使馆工作。李光耀曾亲自前来吊唁，表达哀思。当天，新加坡《联合早报》还发表了两篇悼念文章。一篇由李光耀亲自撰写，另一篇则是由李光耀推荐给邓小平的曾担任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的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先生所写。李光耀的文章忆及同小平同志的交往及对这位革命老人历史贡献的高度赞扬；吴庆瑞则强调邓小平拯救了整个东南亚，原因是他及时出手制止了某个国家在本地区的侵略扩张行径。

那几天，我们使馆临时搭建了一个吊唁厅。使馆主要外交官分批在现场接待一批又一批前来表达哀思的新加坡各界人士。使馆院子里摆满了成百上千的用鲜花制作的花圈。这是一种特殊经历，使我们看到一代伟人邓小平在海外的巨大影响，也看到了中新关系未来发展的深厚基础。

此次重返新加坡，恰逢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8月22日）。一下飞机，我便和朋友相约一起去拜谒了坐落在新加坡河边上的邓小平铜像。摆放该铜像的建议系由新方提出。我方在报经中央批准后，便由外交部负责具体落实。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该座铜像，心情十分激动。新方所选位置甚好，铜像本身庄重、肃穆，突显了小平同志干练、坚毅的风采。铜像背面镌刻着一段中英文字：“此碑为纪念新加坡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二十周年而立，由内阁资政李光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于2010年11月14日揭幕”。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李光耀同我国几代领导人都有密切交往。早在中新建交之前，他就多次访华，建交之后差不多年年都来，迄今已访华三十多次。他每次来访都必定会见中国领导人，而且每次都经过精心准备，或为传递一些重要信息，或为推动一些务实合作。他对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世界发展趋势有自己独到观察见解，他同西方世界智库接触很多，总能得到最新信息。李光耀乐见中国崛起和发展，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做好任何事情，同时也看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等基本国情，认同中国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李光耀是第一位走进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那次我本人也有陪同前往。李光耀的讲话风格坦诚、务实，少客套，但逻辑严密、言之有物，很有感染力。我因工作关系，曾多次到机场迎送李光耀夫妇。新加坡很富，李光耀资格很老，但他从不坐专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都带着老伴柯玉芝女士同行。他们年轻时是剑桥的同学。李光耀从政后，两人终身牵手相伴，相濡以沫。每次看到两位银发老人携手扶持、相敬如宾的情景，我总觉得他们身上融合了东西方文明的优良品质，不禁令人肃然起敬。记得数年前，有位我很尊敬的人士问我对李光耀的看法，我说：“他身上流的是华人的血，接受的是西方教育，维护的是新加坡的利益。”我至今仍这样认为。

新加坡地方不大，每次出入酒店，乌节路总是必经之地。

在繁华的乌节路两旁有两个去处留给我的记忆最深。一个是总统府，另一个是过去的文华酒店。

新加坡总统府始建于100多年之前，昔日是英国皇室代表的官邸。今天则是总统、总理办公和会客的重要场所，也是重要国事活动举办地。

由于中新关系密切，中国领导人访新十分频繁。对我而言，无论是常驻期间还是后来随团访新，都有机会多次进入这座园林式院落，见证两国领导人的重要会谈。友好、坦诚、务实是中新领导人会晤的主旋律。很多重大合作项目都是由两国领导人达成原则共识后由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去具体落实的。举例而言，一个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不知花去了两国领导人多少精力。这些局外人是无法想象的。

由于新加坡领导人中不少都懂华语，这对我方翻译是一大考验。李光耀系律师出身，用词严谨，对翻译要求很高。但他也十分爱惜人才，对我国外交部翻译室译员评价很高。这么多年来，李光耀一直坚持学华语，其听力和口语水平进步之大令人惊讶。吴作栋过去很少讲华语，这些年则进步很快，这可能同他主推天津生态城项目和出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同中国人打交道日益增多有关。李显龙总理小学是华校，华语十分流利，但他在正式会谈中仍坚持用英文表达，偶尔也会纠正一下翻译的用词。实际上，经过这二十多年的交往与合作，不仅新加坡多位内阁成员，即使普通百姓，现在讲华语的人多了，华语讲得好的也多了。新一代商界翘楚中，精通英、中双语的人明显增多。这与中国快速发展有关，也是中新各领域合作不断加深的需要。

在新加坡历任总统中，我较为熟悉的有两位。其一是王鼎昌先生，另一位是纳丹先生。王总统华语很好，一手小楷书法相当漂亮。我在新加坡常驻时他还在任。他对中国的发展很关心，有时会让秘书向我们索要一些介绍中国最新情况的资料和录像带等。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领导人，见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常常会攀谈上两句。2001年，我在马来西亚当大使。恰逢他来云顶散心。我应邀上山出席新加坡大使为他举行的晚宴。那次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详细介绍了当年作为陪同部长接待邓小平访新的情况，对小平同志极为敬重。他说因其华文老师是四川人，因而小平同志较为浓重四川口音听起来不但不吃力，反而觉得很亲切。王总统还记得当年小平同志亲口对他说“新加坡啥子都好，值得我们学习”。但他紧接着指出，现在中国发展这么快，短短二十年有些地方如上海浦东和深圳等地，某些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过新加坡了，有一天，新加坡人会说，我们要向中国学习了。我向他介绍了一些中国各地情况，感谢他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的贡献。

纳丹总统系资深外交官出身，曾出任新加坡驻美国大使。他为人温文尔雅，总有不同话题让客人感到舒适和亲切。他记性特别好，每次会见中国代表团，轮到同我握手时，总要热情地来个拥抱，并向他人介绍这位是新加坡的老朋友。

乌节路上曾经的文华酒店，地处最繁华的闹市区。当年中国代表团到访，无论级别高低，人数多少，大多在此下榻。我们使馆每年国庆招待会也都放在文华酒店举办。文华酒店还在停车位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在大门外专门为使馆留出5个专用车位，这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于客房报价也是最为优惠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连瀛洲老先生。

连老原籍中国广东，10岁那年到香港打工，后长期定居新加坡。凭借勤奋的工作和过人的商业头脑，赤手空拳，硬是在当地打造出一个金融和商业王国。由他创立的华联银行在当地的四大金融机构中位居前列，早在1986年就建成的280米高的华联银行中心大厦，至今仍是新加坡河畔高楼群中傲立群雄的一座地标性建筑。而文华酒店则由集团下属华联企业公司兴建，当时也曾一度享誉国际。

连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华侨。抗战时期，同许多当地侨领一样他曾积极参与抗战救济会工作。新加坡沦陷后，他又亲赴重庆，同其他华侨领袖一起创建了一个华侨联合银行，意在筹措资金，支援国内抗战。国共谈判期间，连老曾穿梭于毛、蒋之间。直到有一天蒋先生问他“以长江为界如何”？他才感到大事不妙。他说他去重庆是为了抗战，现在面对内战再起乃至国家分裂，这样的前景是绝不愿看到的。于是他决定离开重庆，重返新加坡发展。连老较为得意的一件事是，1965年新马分家，李光耀急需一个有协调能力又善于周旋的人去做驻马来西亚高专（即大使）。出于国家需要，连老欣然答应下来，当了三年半外交官，而且干得还不错，得到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充分肯定。尤其是他坚持不领政府薪水，每年只象征性地领一块钱，所有费用均自己承担，一时传为佳话。

我在新加坡工作期间，连老已年近九旬，但精神尚好，仍坚持每天上班，学用电脑，有时还去球场练练推杆。连老有空时喜欢同使馆的主要官员坐坐，听他讲话，我觉得像是在读一本大书，一本沧桑变迁、人生起伏、奋斗不息的大书。连老坚持每次都要亲自出面宴请一次中国代表团，出席范围除主要成员外还须包含全体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等。根据连老的意思，我们的国庆招待酒会收费不高，来宾数量不限，食品务必丰富，因而广受各界期待。

除连瀛洲老先生外，我在新工作期间还结识了另外三位世纪老人。他们是大诗人、书法家潘受、油画大家刘抗和女指挥家李豪。当时他（她）们均已八十上下，但仍经常应邀出席使馆活动。一些不经意的谈话，往往折射出文化大家特有的气质，让人受益匪浅。从老一代华侨身上，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的爱国情怀和人格魅力值得晚辈们永远记取。

今天，上述四老均陆续驾鹤西去，但他（她）们的音容笑貌仍存留脑际，其为中新友好所做努力也将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财富。

此次赴新时间很短，但我还是去看了一眼坐落在大威路的前中国大使馆旧楼。这幢四层楼建筑及其院子本属中国银行资产，现已转手他人，外观无甚变化，但仍显亲切。毕竟，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新中友协的成员有了不小的变化。午宴上，新朋老友欢聚一堂。话说当年，缅怀故人，重拾联系，互道珍重。朋友们的热情为我此行划上一个完美句号。

在去樟宜机场的路上，脑际不时回想起当年许美静那首“城里的月光”：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

（作者为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