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珠江口比作一张巨大的弓，从广州、深圳到香港就如同一支搭起的长箭。《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犹如引弓搭箭，凝聚起整个区域7000万人的磅礴力量，射出一支无与伦比的开放之箭、协调之箭、创新之箭。

香港就是这支长箭锋锐的箭头。

天时：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

早上9点30分，林恒一再次坐上了开往深圳湾的巴士。作为一名落户前海的创客，每周三次往返香港-深圳，他已坚持了三年。

同一时间里，鲜丹正走出西九龙高铁站。他要见一家重要的银行客户。作为深圳一家年轻的金融科技公司CEO，香港尚呈“碎片化”的移动支付市场，正需要他全力以赴。

他俩没有现实生活的交集，但有一个期待是共同的：期望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尽快落地实施，用鲜丹的话说就是“迫不及待，恨不得明天就落地”。在鲜丹眼中，香港是他的年轻公司走向世界的磨刀石，更是最好的跳板。而在林恒一看来，大湾区是给香港一个新机遇，让年轻人有新的发展空间。

香港急需发展空间，更需要新的发展推动力。

发轫于40多年前的内地改革开放，给香港提供了产业升级的巨大机遇。借助“前店后厂”模式，香港从制造业为主变为生产性服务中心，借助内地加入全球资本配置的机会，香港再变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正是内地经济的崛起，不断推进香港经济功能的转型，是祖国的经济实力将香港带入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地区。

但与此同时，香港经济结构也日趋固化，发展越来越依赖金融等高端服务业。这类产业的全球资源配置特点，导致人才来自全球，为香港本地创造的高级职位有限。因此，香港就业市场上出现了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失业率极低，近年多在2.8%左右；另一方面，岗位多来自零售、旅游等中低端行业，香港青年向上流动的机会变少，收入也增长缓慢。

经济结构固化，又带来城市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低下。财经作家吴晓波去香港一所大学讲创新课程，他吃惊地发现，教室里九成以上学生来自内地和其他地区。

按风险投资数据，到2016年6月，全球有166家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香港却没有一家。从研发投入看，香港2017年研发开支仅占GDP的0.8%，不及新加坡2014年的2.198%，更远低于深圳2016年的4%。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对此感受尤为深刻。他曾见到两个香港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毕业生，因为没有相应发展前景，都只能转行做保险代理。他感慨，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香港社会的停滞：多年来富豪排行榜基本是原有大家族，90年代以来再未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进入。

香港的高地价、高房价也极大地压制了香港人的生活空间。就买房负担这个戳中港人痛点的指数来说，香港连年保持世界第一。按最新数据，香港房价已达到人均收入的21.5倍，即普通人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买一套蜗居。

在对创业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双重期盼中，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开发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香港发展翻开了崭新篇章。

地利：优势互补 携手并进

深圳河静静流淌，一边是山野，一边已经是高楼林立。一派勃兴景象的是深圳福田保税区，那里聚集着众多初创企业。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对美国旧金山湾区的高科技成长有着切身体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期待香港能与内地特别是深圳携手发展高科技。大湾区规划纲要的出台，让他心潮澎湃。在他看来，珠三角区域密集的产业集群和完备的产业链世所罕见，香港又具有名列前茅的经济自由度和营商环境，还有数所高水平的大学，两者联手简直就是天作之合，这种高度契合的互补优势具有相当强的全球竞争力。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联合汇丰银行、香港总商会对700名公司高管的调查表明，77％的受访者对大湾区发展抱有非常强的信心，其中，最具潜力的领域是技术与创新。

把大湾区建成科技创新中心，是规划纲要中的重要一环。在中央顶层设计的推动下，中央部委与香港、广东与香港以及穗深与香港之间的科技合作已逐步展开。

2018年5月，科技部、财政部公布政策，香港大学和科研机构可直接申请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9月，科技部与香港创新及科技局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加强创新科技合作的安排》；11月，中科院同意在香港建立两个科技创新平台。

在香港与深圳接壤的落马洲地区，有一块深圳河取直形成的87公顷河套区域。这块沉睡20年的土地将由香港、深圳合作建成创新科技园，成为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龙头平台。

香港金融界也期待大湾区能助力香港再上层楼。作为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窗口，香港一直在跨境投资中发挥着桥梁作用。特别是沪深港通及“债券通”，被认为是近3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基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称，香港在2018年“沪港通”“深港通”日均成交360亿港元，随着大湾区规划纲要落地，外资会更加踊跃借道香港进入内地，预计2021年沪深港通日均成交额将达到800亿至900亿港元。

香港联交所已修订上市规则，以吸引大湾区的众多科技、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公司。香港众多金融机构也将未来的增长希望寄托在大湾区，纷纷到区内寻找机会。汇丰银行大湾区计划已经启动，其标志就是，作为首家外资银行持有控股权的证券合资企业，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12月在前海开业。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表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外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可将大湾区作为整体，并充分利用珠三角与港澳各自优势，创新更多与人民币在全球配置相适应的市场工具、管理手段与政策便利，进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这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能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提供‘试验田’与‘安全垫’。”巴曙松说。

人和：群策群力 跨越壁垒

“去年以来，大湾区的会多，论坛多，关心的人也明显增多。”祖籍广东新会的内地经贸协会会长黄炳逢，已经不止一次为人解说大湾区规划了。次数多了，黄炳逢也有了经验。他一般先讲大湾区概念，再讲整体优势，然后讲香港的定位，最后讲企业从中会有哪些机遇，一层层阐释，听的人都夸他讲得清楚明白。

黄炳逢的底气来自于对内地政策的信心。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黄炳逢敏锐地观察到，香港特区政府动作明显加快，从行政长官到各级官员，多次到内地与各级政府部门对接。在香港，大湾区话题明显升温。

各界人士的讨论越来越具体，核心主题也越来越明确。香港各界已形成共识：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优势在“一国两制”，坚守“一国”之本、用好“两制”之利是建设好大湾区的关键。

能否用好“两制”之利，挑战在于能否打破“跨境壁垒”。

梁翠盈和余强都是香港的“90后”，他们到广州创办企业，以“海归群体社交软件”的创意，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拿到天使轮1500万元人民币的风投。然而，比融资还难的竟然是跨越两地创业门槛：因身为港人但长期在内地居住，梁翠盈很难在香港登记注册公司，进而无法以港资身份入股新创业的公司，最后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办完手续。

香港各界人士已提出不少解决“跨境壁垒”需要面对的问题。如跨境人才税收，香港人在大湾区工作能否按香港税制征税？跨境专业服务，能否降低香港专业服务公司在大湾区落地门槛？跨境金融监管，能否设立协调性更强的机构？香港人到大湾区工作、生活，医疗等社会保障如何建立？就一个小小的微信红包，内地版的香港人就不能用，因为没有内地银行账户，而开设账户需要有内地手机号码，等等。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聂德权介绍，特区政府对大湾区建设极为重视，成立了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主席的督导委员会，成员包括3位司长、13位局长，可以说把整个政府的问责官员都包括进来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委员会的重要职责就是搜集整理各方意见，协调推进。

他已数不清自己往内地跑了多少次：“反正大湾区内各市已转了一遍。”与中央各部委也会谈多次，对一年多来中央出台的多项便利措施如数家珍。

他特别强调，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建设大湾区，是没有先例的事，最需要创新思维，需要抓政策的突破，机制的突破。

方舟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大湾区规划更像是一个平台，大致方向确定，能解决的问题确定，大家还可以不断把新的问题放上去，不断去解决。规划制定出来，不是一劳永逸，更不是一蹴而就，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人才、资金、货物的无缝对接、充分交流，没有先例，谈何容易。只有群策群力，不断摸索实践。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面对内地经济崛起、科技爆发，在国家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阔步向前，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期望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搭上国家发展的快车，为香港、更为自己开辟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记者 王旭 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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